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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西周王朝经略南国考

来源:东南国防医药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1-01-28

西周王朝的南国,泛指西周王朝疆域中心以南的全部疆土。[1](p146)豫南鄂北地区为紧密相邻的两个区域,西周时期这一地区属于南国范畴,不属于周人之国土,大体上可以被认为是西周王国的附属区,是西周早期周王朝经营的重点之一。[2]根据传世文献可知,西周王朝在南国地区内建立了大量政权。如,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载:“及武王克商,……巴、濮、楚、邓吾南土也。”[3](p1450)《国语·郑语》:“当成周者……南有荆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。”[4](p461)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豫南鄂北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铭文,可以作为周王朝经营南国史实的佐证和补充。但目前学界对这些铭文的研究,或是进行最基础的文字考释及铭文疏证;或是对铭文中的人物身份进行考订,对有铭铜器的国别和年代进行甄别,对出土铭文的墓葬的年代和族属进行判定;①如张亚初:《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》,载《江汉考古》1982年第2期;韩维龙、张志清:《长子口墓的时代特征及墓主》,载《考古》2000年第9期;李学勤:《长子、中子与别子》,载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1年第6期;杨肇清:《长国考》,载《中原文物》2002年第4期;王恩田:《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》,载《中原文物》2002年第4期;林欢:《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“长”族》,载《华夏考古》2003年第2期;杨升南:《商代的长族——兼说鹿邑“长子口”大墓的墓主》,载《中原文物》2006年第5期;王恩田:《鹿邑微子墓补证:兼释相侯与子口寻(腯)》,载《中原文物》2006年第6期;尹夏清、尹盛平:《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研究综述》,载《华夏考古》2009年第3期;吴婉莉:《记新发现的几件西周铜器》,载《考古与文物》2010年第4期。或是按照现有行政区域或者一定的时代范围进行铭文的分区、分域、断代研究;①如徐世权:《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国名考察》,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9年;申青云:《河南出土战国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》,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0年;刘秋瑞:《河南所出战国文字辑考》,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1年;詹金明:《豫南地区出土商周方国铜器铭文研究》,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2年;孙丽君:《汉水流域出土春秋方国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》,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4年;马超:《春秋时期淮上方国金文研究》,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4年;黄锡全:《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9年。或是围绕某个诸侯国进行专案研究;②如徐少华:《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疑》,载《中原文物》1996年第4期;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曾国青铜器》,文物出版社,2005年;张昌平:《曾国青铜器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,2007年;王蕴智、陈淑娟:《应国有铭青铜器的初步考察》,载《中原文物》2008年第1期;金荣权:《周代番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论考》,载《华夏考古》2014年第2期。或是对铭文中涉及的相关国家的起源、族姓、地望、文化、历史地理变迁等问题进行研究解析;③如李学勤:《论仲偁父簠与申国》,载《中原文物》1984年第4期;徐少华:《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6年;金荣权:《养国青铜器与养国历史考察》,载《中州学刊》2011年第2期;赵燕姣、谢伟峰:《仲爯父簋铭与申国迁徙》,载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12年第3期;徐少华:《“平王走(奔)西申”及相关史地考论》,载《历史研究》2015年第2期。对出土铭文所反映的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方面的探讨虽然也有,④如徐少华:《周代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4年;周书灿:《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0年;朱凤瀚:《论西周时期的“南国”》,载《历史研究》2013年第4期。但整体上看则较少,且还存在着因发表年代较早而未能完全吸纳后出土考古资料的缺憾,所以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可深入探讨之处。本文主要是基于出土铭文材料所作的分析和考察,不当之处,诚请方家进行批评指正。

一、西周早期,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所见周王朝经略南国政策

根据豫南鄂北地区出土铭文,可以看到周王室为了经营和控制南国地区,采取了种种措施,主要包括三个方面。

(一)有目标地分封诸侯国,建立自己的政治版图,完成战略布局。

1.封应、许、陈、蔡、樊、黄、江、番等国于汝颖及淮河上中游地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