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南大学校园

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，是东南大学改革活跃，变化较大，发展较快的时期。特别是1987-1988年前后，东大“以人事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综合改革”搞得风生水起，声名远播，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，走在了全国高校改革的前列，也对东大后来的改革建设发展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，再次回顾那段“激情燃烧”的日子，会发现这场改革不是应景之作、跟风之作，而是以韦钰为代表的东大时任领导自觉为之，是压力困境下逼出的奋起之举；也不是事先有宏大主题，精妙设计，而是主事者实事求是、顺势而为，获得群众广泛支持参与，最终实现了共赢。它目的明确，起点也不高，但解决了当时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紧迫的问题，并为学校的队伍建设、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今天，当东大在迈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，再鼓改革风帆，奋勇争先进位之时，也许人们才会更真切更深刻地意识到它的开创意义。

过去的故事很精彩，只是我们没有记下来；曾经走过的路很艰难，不过人们已经有些淡忘了……

改革难，不改革更难，那场改革是被“逼”出来的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中国的大学经过对“文革”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，基本恢复了正常办学秩序，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。不少高校的改革也同全国改革一样，在争议声中艰难起步，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。这些改革和争议不免波及东大——当时还叫南京工学院，使南工干部师生既受到启发激励，又感受到竞争的压力。同时，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增加，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高等教育的巨大落差，也刺激着南工的主事者们，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落后了。

那段时间，南工领导层讨论争论很多，应该说在改革问题上已达成共识。但与大多数改革一样，真正的困难常常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，而是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，即改革突破口在哪里？如何从学校实际出发，选择怎样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式？

1987年1月7日下午，江苏省委副书记孙颔、副省长杨詠沂受国家教委的委托，来校宣布有关任免决定，韦钰正式出任南京工学院院长，陈万年担任院党委书记，新班子开始担负起领导南工新一轮改革的重任。

韦钰显然对学校下一步怎么走已有了想法。在上任伊始的第二次党政联席会（后改称校务会）上，她提出，1987年的工作，仍要从实际出发，要加快改革步伐，思想上要积极，但步子要稳妥。

1987年1月19日，南工召开了第一次发展战略研讨会，韦钰在会上做了“振奋精神、树立信心、团结奋进，把南工办成国内第一流、国际有影响的大学”的主报告，报告分四个部分:一、南工要前进，必须更新观念，增强竞争意识，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，紧迫感；二、要把工作重心真正落实到多出人才，出好的人才这个根本目的上来，当前的重点是学科队伍建设；三、走以联合求发展的道路，把南工办成开放和有活力的大学；四、民主办学，科学管理，在南工创造一个公开公平竞争，人人都想做事能做事的环境。

这是韦钰正式就任南工院长两周后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，也可以视为她的“施政纲领”，主旨鲜明、目标明确、决心坚定。改革难，不改革更难，韦钰下决心通过强力推进改革，加快学校发展，她的指向很清楚。

“累积计分制”与“特批教授”和“地方粮票”

全面推进改革需要有突破口，找准了切入点就可以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可是先从哪里入手？当时那个能够激发全校教师改革活力的“一发”又是什么呢？

1987年3月，寒假刚过，全院各系甚至每个教师都拿到了一份文件——《南京工学院教师职务聘任实施细则（试行稿）》。新条例的核心变化是对教师职务晋升提出比较明确的岗位要求、任职条件，增加了定量考核的内容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要以可计量、可评价的工作实绩作为评聘的主要依据，职务晋升不再是论资排辈，或由少数人凭印象决定。

这也是韦钰的一贯主张，她历来强调工作实绩，认为评聘工作“要把工作表现与工作成果分开来，成果是要有可以量化的东西，不能把所谓思想好、表现好与工作实绩好混为一谈”。

有人将这个新条例的精髓高度浓缩为五个字“累积计分制”，即把任现职期间的教学工作量、科研成果（论文、项目）、科技服务成果，甚至党政工作量（主要指对系、教研室一级的“双肩挑”干部的工作量补贴）等都折算成一定数值的分数，将综合计分作为决定教师职务晋升与否的主要依据。